关键词:
 
  >> 走进古城 您的位置: 走进古城 > 襄平史话 > 古迹寻踪
从出土碑石中探寻明代以前辽阳老地名 

  王成科

地名,本是人类“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打开当今的辽阳地图,其实我们所能看到的地名大都是清朝以来才有的。其原因无非是由于明朝末年明朝与后金间战乱的影响,原来居住于此的汉族居民非死即逃,遂造成了“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状况,而随着原住居民的走死逃亡,许多明代地名亦随之烟消云散了。清朝入主中原后,开始从关内移民至东北地区。顺治十年(1653),浙江义乌人陈达德响应《辽东招民开垦则令》号召,招徕140余户人口至辽阳,即被授予辽阳知县之职,就可见当时辽阳地区人口稀少的状况。当“闯关东”的关内人陆续来到辽阳地区之后,除对一些流传有绪的老地名予以沿用外,更多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则是“荒草连砌白,山近到林青”的荒芜景象,于是,便赋予当地以新的地名,其中的大多数被沿用至今。至于哪些是明代以前的老地名,哪些是后来人新取的地名,因史无详载,故给今人留下许多疑惑。日前,笔者因参与整理《辽阳碑志选编》(以下简称《碑志》),从碑志中看到不少明代以前的老地名,遂以碑石记载为主,稍加整理、考订成文,以求方家指正。

一、继续沿用的老地名

1、首山:古代辽阳人认为,首山乃长白山余脉,为辽境群山之首,故名。首山之名,始见于晋朝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据《三国志·魏书》载:(司马懿率军)“进至首山……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长数十丈,从首山东北坠襄平城东南。”以后历代,书不绝书。《新唐书》称此山为“马首山”,后又因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曾驻跸于此,故又名“驻跸山”。《辽史·地理志》又称此山为“手山”,因山顶东北部巨石上有一巨大手印,民间传说为唐将薛仁贵东征高句丽时,一次路经首山,在石上拍了一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手印,因而得名。而据《碑志》中刻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明诰封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杨四畏墓志》载:“(杨四畏)卒之明年,孙玉祥将以□□□日葬公于首山之阳。”杨四畏家族墓地位于今辽阳第二热电厂内,目前已出土杨四畏及其两位夫人邹氏、徐氏,以及其弟杨四德共计四块墓志。今二热电厂位于首山之东,而《杨四畏墓志》中称其葬地位于“首山之阳”。按中国传统说法,一般称“山南、水北为阳”,而《尔雅》中亦有“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的说法,所以,位于首山东方的杨四畏墓地,称其位于“首山之阳”,也是行得通的。由此可见,位于今辽阳城西南7.5公里的首山,虽然在历史上曾有“马首山”、“驻跸山”、“手山”等别名,至少从汉代起直到明代,“首山”一直是她最正式的名称。

2、磨旗山:主峰位于灯塔市铧子镇东北侧,海拔156.8米。山名源自唐朝薛礼征东时的故事。传说高句丽大将盖苏文镇守燕州城,而其妹妹盖苏贞则镇守此山,与之互为犄角。山上有一对大磨盘,磨盘上有一对磨眼,磨眼里插着特制的大旗,磨动旗动,用来传递军情,于是这座山就叫做磨旗山。这个传说始于何时,笔者无考,但至迟在明代,此山已得此名。据《碑志》中刻于明正统九年(1444)的《明武略将军千户许复墓志》载:“卜以七月十三日祔葬于辽阳城东北五十里,地名磨旗山,先妣宜人吕氏宅兆之次。又,刻于明万历九年的《明李惟康母白氏墓志铭》载:“将以孟冬四日往从夫子于磨旗山祖茔之侧。民国版《辽阳县志》又称此山为“磨脐山,因“山顶形如磨脐,故名。”查词典得知:古代磨米的石磨分上下两扇,两扇磨盘的中间凿有方形轴孔,下扇磨的中间安装有铁制的向上凸起的磨轴,叫磨脐,而上扇磨盘的中间有一孔,叫磨脐眼,磨脐眼倒扣在磨脐上后,把粮食从磨脐眼倒入,推动磨盘就可以磨米了。至于因传说而得名的磨旗山”与因山形而得名的“磨脐山”,哪一个得名更早,更可信,我们暂且不论,反正各有各的道理,只是我们今天在许多场合却称之为“磨齐山”,似乎是显得文化含量少了许多。

3、石城山:位灯塔市西大窑镇城门口村东。山上有石城,为南北朝时期高句丽占据辽东时期所筑,故以之作为山名。据《辽阳古迹遗闻》载:“岩州城,在城东六十里,本高丽白岩城。唐以其地为岩州……金初改为石城。辽阳当地民间传说,唐将薛仁贵东征高句丽之时,‘家雀破岩州’即指此地。山上石城今名燕州城。”据《碑志》中刻于明永乐十七年(1419)的《大明国昭信校尉百户高忠墓志》载:“卜得永乐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巳时,葬于城东石城山之原为茔。”刻于明宣德八年(1433)的高忠夫人《大明渤海郡宜人吕氏墓志》载:“不幸先宜人卒十有余年,葬于石城之墓,墓在辽城东六十里。”两块墓志均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于灯塔县西大窑乡官屯村出土;又,1959年,辽阳县小屯镇英守堡村出土、刻于明成化八年(1472)的《昭勇将军高宝墓志》载:“先世辽阳石城粱家庄巨族……是年八月壬午日葬于襄平城东之南名地石城,盖先人停迹适幽之所。由此可见,明代亦称此山为“石城山”。今人多不称山名,而径以山上石城之名呼之为“燕州城”。

4、石嘴山:位于今太子河区东京陵乡新城村南。几年前,辽阳市修筑的东环路从此山当中穿过,将其劈作东西两半。山南原有寺庙名祈福寺,俗称老太太洞,为城东一处较大的寺院。相传建自唐代。洞内有古铜铸佛像70尊,高三尺许,其高数寸者不下数百。大跃进时乡民破除迷信,崩山取石,致佛像散佚。据《碑志》中刻于明永乐十七年(1419)的《昭勇将军辽东都指挥佥事范嵩墓志》载:“葬□所代子河东、石咀山之原。”而据同时出土、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的《范嵩夫人段氏墓志》载:“是年五月初七日甲寅,奉柩葬于城东石咀山。”又据刻于明成化七年(1471)的《武略将军副千户马俊墓志》载:“择地襄平城东代水河石嘴山祖兆之原。”综上所述,自明代以来,石嘴山的名称一直没有变化。

5、孙庄子:位于今灯塔市罗大台镇东。1982年,该村出土了《明镇国将军孙鸿墓志》。据该碑志记载,孙鸿于成化十四年(1478),调操于辽阳,死后葬于此地。按明代武官品级的规定,镇国将军为从二品,可以实授辽东都司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职。作为明朝镇守辽东地区的从二品高官的墓地,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墓田和负责看守、打扫墓园的坟丁。据此可推断,孙庄子的名称即应得自于明代将领孙鸿墓地在此的缘故,并因此以成聚落。

6鹅房村:位于文圣区东部,毗邻太子河,辽溪铁路建成之前,是辽阳重要的木材码头。码头兴起于何时,史无记载,但估计不会晚于明朝,清朝中期以后达到极盛。清末民国时期,从鹅房直到辽阳城东关,木材商铺林立,商贾云集,市面繁华。1964年从鹅房地区出土、刻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明威将军宋国忠公墓志》载:“将以闰七月二十七日附葬于鹅房屯之先茔”。刻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的《钮国器墓券》载:“祖遗田地四□,寓前□鹅房屯”。可见,至少在明朝的时候,此地就以“鹅房”为村屯名称了。但其名称具体又作何解呢?笔者未查到相关资料,难道与古代辽阳的养殖业还有某种联系吗?

7杏花村:其地在辽阳城东南,原属宏伟区曙光乡,今为辽阳石化芳烃基地厂区。该村以南、以西皆为辽化厂区,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辽化建厂开始,出土碑石多块。1976年,杏花村西南原达子营村出土明怀远将军定辽左卫指挥同知李良、其子镇国将军李贵墓志。1979年,该地又出土游击镇国将军林璇、林璇夫人郭氏墓志。《李良墓志》载:“公殁一月,阃帅□地得杏村,距城十里许,盖佳兆也。”《林璇墓志》载:“卜于襄平城南杏花村之原以葬焉”。后又于厂区内出土《明赵国英夫人诰封淑人刘氏墓志》。《刘氏墓志》刻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碑文中有:“卜葬于城南杏花村原祖茔之次。”1975年,杏花村南皖家沟出土镇国将军都指挥陈通及其夫人李氏墓志两方。《陈通墓志》载:“择于是年三月十九日葬于辽城东南杏花村之阳”。《陈通夫人李氏妙善墓志》载:“是月吉日,卜葬于城东杏村之原”。从以上记载可见:第一,杏花村之名在明代已经存在。第二,出土墓志中所载的达子营、皖家沟是后来才有的地名。而达子营地名产生于清朝确是有据可查的。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原喀尔喀蒙古巴尔虎部请求“移往盛京等处披甲吃粮”,“归上三旗兼管”,共编10佐领,辽阳境内驻防一个佐领,分驻辽阳“城南达子营和首山达子营两处”。其中,“城南达子营”即位于今辽化厂区内。清代隶属正白旗,姓巴雅拉氏。清末以后,多改汉姓为白姓。

8、安平:位于辽阳城东60里。西汉时期于此建宜丰县,西晋时改称安平县。安平之名遂由此始。辽代在此设衍州县,金代重改宜丰县。据《辽阳古迹遗闻》记载,至民国初期,村东尚有遗迹,百姓称其为后城(或为堠城——笔者注)。1968年,在今辽阳县小屯镇西双庙子村出土、刻于明正统六年(1441)的《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邹溶墓志》载:“卜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辽城之东,地名安平长山之原,去城三十里而近”。可见,至明代时,安平之名犹存。

9稠井子:村名。位于今庆化公司北部厂区东侧,龙顶山北坡,属太子河区东京陵乡。1956年,该村出土一块刻于明景泰二年(1451)的《武略将军王宣墓志》。据该《墓志》载:“殡城东半舍许稠井祖茔,同宜人黄氏合葬”。舍,古代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半舍即十五里,与距辽阳城的实际距离大体相合。稠井子村周围群山环抱,地势绝佳,山色幽美,村东数里即为相传建于汉末永平年间的古刹栖云寺。明代时此地即以“稠井”为地名自是无疑,然“稠井”二字到底为何义呢?稠者,密也,亦言多也。井的解释则有多种,择其可能相关的仍有:水井、泉眼、乡里、权贵墓穴等多种。与“稠”字组合起来,其意可为:水井稠密之地、泉眼稠密之地、人口聚居之地、贵族墓穴广布之地。笔者曾赴该村做过调查访问,据村中老民讲:今稠井村居民始于清顺治八年(1651),因当时户数少于水井数目而得名。然据上引《王宣墓志》记载,则村民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在古代,水井之开凿,当为定居某地的居民、长期驻守某地的军队为解决人畜饮用洁净之水的需要,或因其他某项特殊用途而修建。经查有关典籍、史料,并未发现明代以前此地已为城东较大的村屯聚落或驻军屯戍的重要据点的相关记载,故村名得之于“人口聚居之地”或“重要的屯军之所”的可能性不大。又经实地调查,该村并无泉眼,且村中水井数目亦不较附近他村为“稠”,所以“泉眼稠密”、“水井稠密”之说亦可排除。若以该村所处的地势、景色分析,加之距辽阳城的距离适中,临近古刹栖云寺,村南龙顶山之阳为明代辽东副总兵韩斌家族墓地韩家坟,村西数里另有不知缘由的松树坟等因素,笔者妄加推断,该地名得之于“贵族墓葬广布”的可能性似乎应该更大。

二、发生变化的地名

1、太子河:秦代以前叫“衍水”,取水势浩大之意。西汉武帝时期起,官书改称之为“梁水”,亦称大梁水、东梁水、东梁河。梁水之名直到明代仍在使用。自辽代起,始有太子河之名。多数史家认为其名得之于燕国太子丹被杀于此。但从辽代至明代,太子河之名多为俗称。金代女真人统治时期,还一度叫过“兀鲁忽必剌”(汉意为芦苇)。明朝占领辽东后,受中原儒学正统观念的影响,改太子河为代子河,并作为官书正式名称。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和诸侯王的嫡子都可以称为太子,所以燕丹也可称作太子丹。但刘邦建汉后,对此却作了严格的规定:天子称皇帝,其嫡嗣称皇太子,诸侯王之嫡嗣称代子。因此,以周秦汉为正朔的明王朝,将“太子河”改称“代子河”并不是因为“太”、“代”音近,而是有着严格的礼制规定的。《碑志》中所收录的明代有关今太子河的多块墓志中,无一例外均称之为“代水”、“代水河”、“代子河”。《昭勇将军佟进墓志》载:“首阳苍苍,代水茫茫”、《昭勇将军辽东都指挥佥事范嵩墓志》载:“葬□所代子河东石咀山之原为茔”。明末后金政权占领辽阳后,一度称其为“塔思哈”河(汉译为虎),不过,笔者以为“塔思哈”更像是“代子河”、“太子河”的音转。清朝康熙时期以后,又改称为“太资河”,概因清康熙公开立储政策失败,雍正以皇四子身份即皇帝位后,即大兴文字狱,“太子”一词无疑成为人们禁忌的词汇,“太子河”也就变成了“太资河”。刻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石汉墓志》载:“葬辽阳大东门外,距城里许太子河之左”。可见,在康熙朝中期,太子河之名仍在使用。清朝灭亡后,“太子河”才又取代“太资河”,成为官方、民间皆用的正式名称。

2、石门岭:位于今弓长岭区安平乡牛录村北、辽阳县小屯镇望宝台村南,为两地的界山。1980年,在岭南胡家沟出土了刻于明天顺元年(1457)的《明骠骑将军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王祥墓志》。据该墓志记载:“将卜是岁腊月壬寅葬于柳山□□”。1991年,该地又出土了王祥之父王唤的墓志。据该墓志载:“今年春迁祖辽城,卜地城东大石关”。据此可知,今城东石门岭一带的山地,在当时被称为“柳山”,而石门岭因位于自高丽冲(今前进村)经望宝台至汤河沿、头馆站的驿路上,且地势险要,故亦称“大石关”。

3、灰岭:位于今辽阳县兰家镇灰窑子村南,为辽阳城南第一座山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于石灰窑子村西来家堡子出土了明代明威将军指挥佥事金渿、其夫人范氏,以及其孙昭勇将军金璋三块墓志。三块墓志分别指其葬地为“城西南二十里火石埠之原、“城南火石岭之阳、“城南十五里火石岭。三地概指一处应没什么问题。概因其地盛产石灰石,可以烧制白灰,且在明朝时就已经开始,昼夜不停。每到夜间,地处城南高岗之上,烧制白灰的灰窑火光闪闪,故名“火石岭”。而今名“灰岭”,当即由“火石岭”转化,亦或由“石灰岭”简化而来。

4、前进:从词义上讲,这本是一个动词,但作为名词来使用,几乎无例外都是产生于上世纪中期那个特殊的年代。今作为宏伟区曙光镇一行政村,位于石洞沟风景区以北。其实,在明朝的时候,辽阳城作为辽东都司所在地,是当时大明朝的藩属国朝鲜晋京朝贡的必经之地,为接待朝鲜贡使,特在城东(即今该村)设有接待处,官称叫“朝鲜馆”。据《辽东志》记载,朝鲜贡使每次带随员三十人,携带“表文”和土特产以及“上用杂色马匹”至辽东界连山关,转报辽东都司后,等候都司派人陪至辽阳朝鲜馆歇息。然后穿戴官服至城内都司衙门投递印信咨文,行跪拜礼。都司择日在衙门大厅设宴款待。宴会前,贡使要向京城方向叩头谢恩。宴毕,都司始下文送行,并派卫所军中千户或百户一员“伴送赴京”。贡使归来时,仍照例设宴,陪送至朝鲜馆,然后“听其自归”。当时,或以朝鲜馆名其地,有时也叫高丽冲。1988年出土于辽阳县望宝台村、刻于宣德七年的《明怀远将军东宁卫指挥田旺暨夫人娄氏墓志》载:“择地于辽城东南高丽冲之原,去城二十五里”。“冲”字入地名,多出现于我国湖南地区,如著名的“韶山冲”。字典中谓“冲”指山谷中的平地。一般情况下,称为“冲”的地方是指有人居住的小山村,用冲指地时,常有偏僻之意。高丽冲之名,在清康熙间成书的《辽阳州志》中仍作为一主村名称来统计,但到了1927年《辽阳县志》编成的时候,则成为望宝台村的一个自然村,名称也改叫“高力村”(《县志》原文如此,应为高丽村之讹)。高丽馆,作为接待朝鲜贡使之所,至明末始废。

5、打白狐:今宏伟区曙光镇有二村名大打白狐、小打白狐。仅从字面上看,主体词只有一个“打白狐”,而大、小不过是说明其各自规模的形容词而已。据民国版《辽阳县志·区村志》记载,当时大打白狐为独立村屯名称,而小打白狐则是徐家屯村的附村。而在《县志·古迹名胜志》中,则对“打白狐”名称的由来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大打白狐村东有古墓,其冢巍然,尚存有石人二、石马、石猪等,唯无碑可考。或谓系明代显宦,初有八户守墓,故村名大八户。后人毁碑灭迹,易其村名曰打白狐,各户投入他籍。事或然也。”1913年,在该古墓处出土了明昭勇将军指挥使吴升墓志。该墓志刻于明正统九年(1444),而墓主人昭勇将军吴升官阶为正三品,袭父职调定辽左卫指挥使。1972,该处又出土了吴升之父、镇国将军辽东都指挥吴俊的墓志。吴俊墓志刻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而吴俊官阶为从二品,生前实任最高官职为辽东都司都指挥同知,是明代辽东都司中仅次于都指挥使(正二品)的高级军官。吴氏父子的墓志与石像生,目前均立于辽阳市博物馆碑林中。结合上文《县志》中的记载,吴俊家族足可以称之为“明代显宦”,其家族墓地规格必定较高,在此地设有八户坟丁也是符合常理的。又,根据吴俊墓志中“以是月二十日葬于辽阳城东南八里庄山之原”的记载,可见在吴俊下葬时,即明永乐十八年(1420)之际,此地是没有确切地名的。因此,自吴俊家族墓地设于此地以后,该地遂以“大八户”为地名是可信的。至于明代的“大八户”如何变成了清代以来的“打白狐”呢?传说是由于明末女真人初到辽阳之际,将“大八户”误听为“打白狐”所致。若以当时女真族以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上推断,此说是有道理的。虽然成书于康熙年间的《辽阳州志》对此没有记载,但根据清代辽阳地区人口发展的状况分析,大约应在清代中期以后,由于人口日繁或其他某种原因,“打白狐”村部分人口迁到原村庄西南居住,遂以“小打白狐”为名,而称原村为“大打白狐”了。

6、韩家坟:在今庆化公司南部厂区有地名韩家坟。因为明代镇国将军、辽东副总兵韩斌家族墓地而得名。据曾生活在该村的老人讲,韩家坟的规模很大,神道两侧的石人、石马一直排到太子河边。1937年,日本人选中此地建设当时全亚洲最大的火炸药工厂,将韩家坟及附近十几个村屯的百姓强行动迁。该地现为工厂的成品库区,村落遗迹尚存。韩斌墓志因早年出土,志石下落不明,但该墓志铭后被收入《奉天通志·金石志》中。据该墓志铭记载:韩斌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去世后,“葬茔在辽阳城东高峰山之阳”。韩斌子韩辅、孙韩玺等世代为辽东都司高级将领,死后亦皆葬于此。1978年,该地又出土了《明征西前将军韩承庆夫人张氏墓志铭》。该墓志记载:“襄平城东高峰山,乃前征西前将军韩公承庆墓田之所在。”韩承庆为韩斌曾孙。因韩氏为明代辽阳世家大族,家族墓地在此,故此地必留有看坟家丁居住,遂以韩家坟为名。韩家坟村位于高峰山之阳。高峰山,今名龙望顶山,简称龙顶山。据当地传说,明末老罕王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城之前,曾于此山之上眺望城内,后复建国迁都于辽阳,故称。另据1923年出土于韩家坟村的金代宰相张浩父母张行愿夫妇合葬墓志“甲戌朔十有一日甲申,合葬于天井山”的记载,可知在金代,此山又称“天井山”。

7、徐往子:今属辽阳市白塔区,位于辽阳城西。据1965年出土于该地的明邵宣母胡氏墓志记载:“(胡氏)正统七年(1442)四月二十三日,以疾终于正寝,享年六十有一。是年之秋十月初一,葬于城西石龟屯之原。”由此可见,明代时此地名叫“石龟屯”或附属于“石龟屯”。至于“石龟”二字所指为何,笔者没有找到有关史料,但可以肯定是确指某个石质的乌龟或驮碑的“龟趺”。古人认为,人死是回归天界,龟因长寿而成为人间与天上仙界唯一的纽带,是升仙的引路者,加之又善负重,古人同样也希望墓碑所记死者的事业功绩能随龟的长寿而流传久远,为后世所铭记,故将墓碑置于龟背之上。明代以前,该地因位于辽阳城西郊,墓葬广布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从史书记载和近几十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可以得到证实。因此,此地背驮墓碑的石龟必然较多,加之自古以来,龟就与麟、凤、龙一起被中华民族的祖先作为“四灵”来崇拜,时人遂因以为地名也是可能的。然而,明朝以后,世俗社会又赋予“神龟”一个十分不雅的别名——“王八”,使其地位一落千丈,威风扫地。明嘉靖间(15221566)杨慎在其《升庵外集》中记载:“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从此,龟趺改名换姓成了龙子赑屃,而以后龟趺的头亦被刻成了不龟不龙的怪模样。而作为地名的石龟屯,自然也亟须改雅名。笔者姑妄推断:驮碑龟既然是背负死者沉重的墓碑“回归天界”,加之本身爬行速度较慢,人们遂以“徐徐往去”谓之,简称“徐往”。而“子”作为汉语中的助词、后缀,读轻声,则是普遍现象,作为地名亦比比皆是。至于“徐往子”一词作为地名到底始于何时,史无记载。笔者现今看到的最早记录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历史档案,但据清代辽阳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最晚当不过乾隆时期(17361795)。

清代以后的碑志中出现的地名更多,但与今天大体相同,故不赘述。

                                             摘自《今古辽阳》20111-2合刊

 
 
版权所有:辽阳市档案局(馆) 技术支持:华联网络 E-mail:lydaw@lydaw.gov.cn
地址:辽阳市青年大街35-2号
备案号:辽ICP备0501467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