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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辽阳碑志初探 
    碑志,是一种历史文物。解放后,在辽阳及附近地区,出土了七十多方明代碑志。明代辽阳碑志所记载的内容,对于当时的历史来说,它可以匡典籍之疏漏,补文献之不足。它的发掘,又多了一条人们了解和认识当时历史的渠道。至少可以反映明代辽东地区的以下一些情况。
    第一,碑志保存着一些明代辽东地区居民家庭结构的社会学资料。碑志是以一姓一宗一族为记述对象,记载着他们承传和变迁的历史。诚然,这些碑志中所记载的一姓一宗一族,确是广大社会中的姓、宗、族的一部分,但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封建社会家庭、宗族组织的内部结构,封建宗法关系的原貌,提供了有说服力和可信度较高的佐证。仅此而言,明代辽阳碑志与社会学的关系就较明了了。辽阳东京陵出土的《王宣墓志》,撰刻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记载其家自永乐年间,由庐州(今安徽合肥)迁到辽阳,至景泰二年已繁衍成为辽东望族。“侄子森然罗列,族居八十余口”。组织和维持如此大的家庭,必须有一个社会地位较高和在家庭中影响较大的家族长,乞灵于古老的宗法制度建立起封建家族组织和家族长的权威,进行统治。王宣,官辽东都司都指挥,为明中央政府派辽东都司官员管理和出巡奴儿干地区的官员之一。他以这个较高的官职,取得和维持了在王氏家族中的权威,并维系了这个大型的封建家族。1975年鞍山市千山倪家台(明为辽阳辖境)发掘的撰刻于景泰元年(1450年)“辽东都指挥佥事”《崔源墓志》及其家族《崔胜墓志》、《崔鉴墓志》等,记载着崔氏家族的族源、崔胜父子及其后代崔鉴、崔偕、崔贤、崔世武士族门阀制度和谱牒承递关系。明《新安休宁岭南张氏云谱牒·续修谱序》中说:“族有谱,犹国之有史,史以立万世君臣之纲常,谱以疏子孙千载之伦纪,孝子顺孙,所宜先务。”这个谱序清楚地说明了族谱的作用,古时人们重视族谱和家谱就是很自然的了。由碑志形成和反映出的谱牒,它不仅使我们能了解当时辽东地区家庭、家族内部结构、宗法制度,家族内的人员社会地位,还能使我们从一宗一族的角度,来考察这一地区社会人口史、地区经济史、民俗史、民族史,乃至政治史。这些值得后人借鉴。灯塔市铧子村磨旗山出土,撰刻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的《许复圹志》,其内容较为详细完整。志中载墓主人许复之父许旺,随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从军征战有功”,数晋官职,后“任定辽前卫后千户所”。许复则继承父职又“命嫡长男替其职”。这是封建制的嫡于世袭。在撰刻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的《吴升墓志》中镌刻道:“奉嫡母尤愈所生,敬族兄诚同一气。”这说明,不仅嫡长子世袭,而不能生育或无子的嫡母也是一家女主,凡庶妾所生子女,尊嫡母必高于生母。从而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封建社会辽东地区社会家庭结构中的封建宗法关系的全貌。
    第二,明代辽阳碑志,还记载了有明一代辽东地区实行屯田制和民户中的经商致富、耕读持家的情况。明洪武初年,辽东军队的米饷,从江南、山东等地,由海路运粮以给东北诸军,耗费极大。洪武七年(1374年)开始实行军屯。以士卒的十分之三屯田,七分戍边。军屯的成员,主要是应征士兵,也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降人和一部分邮传驿站的士兵,这些军丁兼有耕、战之双重职责。屯田制是明代在辽东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吴升墓志》中有记载。吴升为昭勇将军指挥使。治理辽东“报国以忠,临财以廉”,当“边境无烽燧之警”时,推行“兵农之务”的军屯制,整军经武,耕垦拓殖。由此可知, 当时辽东地区的军丁,平时务农,战时戍边,兵农兼务,战守有备。“强兵足食”的军屯制,加强了明代辽东地区的武装力量,也促进了辽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辽东民户经济状况,素来文献记载甚少,而明辽阳碑志却有这方面的记载,是比较珍贵的史料。1973年在辽阳市南林子出土,撰刻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的《王琏墓志》就是一例。该墓志记载,墓主人王琏“从兄事贾业,充拓之成,遂成富室”。其子“铉、锭巨资远服贾;镐游群庠,事举子业”。王琏临终前嘱咐其子:“汝父数年,耕劳刻苦,乃殖而不散,亦守财虏(奴)耳。乡党宗族果贫乏者,汝随力以周之,勿徒以益之富,亦可以慰父之心也!”这种家庭当时在辽东绝不是只此一家。1976年在辽阳市南庄出土、撰刻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汪德轩墓志》记其主人“与弟□棠,协心创业,贸易江湖,积累千金,记成巨室,未尝有分毫争竞,其友于有如此者。正德年间,公遂游上京,遭遇强贼,众皆惶惧失措。公独挺身克敌,虽财货尽却,众赖以安。……每遇凶年, 出已资以赈贫乏。自始施舍以至今日,所存活者几千百人,以公济人利物之惠矣。一日公燕闲时,集诸孙阃谓日 ‘金玉非为贵,读书为最高’。遂选择诸孙中资质明敏,性行勘苦者一人,从师而教人。虽未大成,将来不负所望,此又公雅好儒术之志矣。”这即写出了当时辽东大户以“贸易经商”创业和经商的艰险,又写出了汪德轩“致富济贫”和“读书为贵”的思想。撰刻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的《许节母张氏墓志》,记其家“服贾修儒而门风益振”。撰刻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的《王钥墓志》记载了墓主人“早读书,通大义,乃政生理,服勤江湖,朝夕不懈”,其弟锭金“俱邀游江湖,精于著数,协力成家,号称巨族”。“经商耕读,循循有条”这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封建地主发家致富的家庭,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他们或是先贾后儒,或是又贾又儒。贾为厚利,儒为高名,贾儒结合,儒政相通,这样,家庭便和封建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这几方明代辽阳碑志说明,有明一代辽东开屯田,兵兼农,而民户则经商致富,耕读持家的人家是相当多的。
    第三,明代辽阳碑志中有明朝经营东北边陲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的历史史料。1964年辽阳市鹅房出土的撰刻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宋国忠墓志》和1975年在鞍山市倪家台出土的撰刻于景泰元年(1450年)的《崔源墓志》,这两方墓志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明代东北疆域,特别是奴儿干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宋国忠墓志》石方形,志盖篆书“明故明威将军宋公墓志铭”,志文楷书,32行,满行30字,为吴国宾所撰。是明朝在黑龙江口附近建立奴儿干都司,并经常委派官员前去巡视、管辖黑龙江流域的重要历史见证。
    该碑文追记了宋国忠“高祖卜花袭招谕奴儿干,征进三叉路有功,历升明威将军”的这一史实。志文中的“三叉”与撒察、撒叉均为同音字异写。《明史》中写作“撒察”,《辽东志》、《明实录》里均称“撒察”。永乐中置撒察卫,即撒叉卫。其地约在松花江与嫩江交汇,松花江折而东流处,明初为加强对东北的管辖,曾在此地采取军事行动,所以碑志中说“征进三叉”。又志文中的“宋卜花”,历史文献里虽未见记载,但以奴儿干修建的永宁寺寺前所立的《敕修奴儿干永宁寺碑记》里,碑记末题名的亦失哈(明迁内官,首任奴儿干都司官员由他率同上任,后又8次巡视奴儿干地区)的随行官员中,有辽东“所镇抚”宋不花的名字,宋不花,即宋卜花的音转。宋国忠即宋卜花的后代。
   《崔源墓志》是又一方关于明朝在黑龙江口附近建立奴儿干都司的历史见证。《崔源墓志》石为方形,志盖篆书“昭勇将军崔公墓志铭”,志文楷书,28行,满行29字。该墓志内容丰富,墓志记载:辽东崔源是于“宣德元年,同太监亦信下奴儿干等地招谕,进指挥使”。志文中的亦信,即永宁寺碑中记载的“钦差亦失哈”,重建永宁寺碑中记载的“钦差都知监亦失哈”。志文明确记载了辽东都司指挥使崔源,应明朝之召多次招抚“海西”、“奴儿干”等地区,这是明代辽阳碑志记载明朝对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行使管辖权的又一重要历史标志,也证明了明政权是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权,黑龙江流域是明朝经营管理的客观实际。
    第四,明代辽阳碑志记载了珍贵的政治、军事思想素材。明代辽阳碑文较多地记载了有关墓主人的政治、军事活动情况。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写得比较精彩。写战术机动灵活,述兵法奇正互济。《崔源墓志》镌刻崔源“早承父师训,通古典, 明习孙吴”兵法。明宣德七年(1432年)出任懿路城守备,“锄强梁,植柔善,持公秉明,耕守备御,咸得其法。懿路大治,至今人犹德之。”后升辽阳佥都指挥,告诫将士说:“用兵如医家用药不拘常法,在临机应变,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法之妙也。尔多士其恭行进止,用命有重赏。否则有显戮。众遂肃整,锐气自倍,乃大克捷,斩获生口,获生口无算。”崔源治军,机动灵活,随机应变, 赏惩分明,这种从政用兵的指挥思想是有借鉴意义的。明正统九年(1444年)撰刻的《吴升墓志》记载吴升在辽东用兵提出“报国以忠,临财以廉,处事以公,驭下以仁,持身以谨”的治军思想。如此治军,便会“边无烽燧之警,人安兵农之务”。撰刻于明弘治十三年(1490年)的《明镇国将军辽东副总兵韩斌墓志》。在记述战功显赫的一代名将韩斌军旅生涯时,写得细致精彩。如,一次韩斌在挥师与敌方交战时,他的面颊被流矢击中流血,士卒见后便惊讶地告诉他,韩斌为安定军心,说是被树枝划破的。全军听后士气安定,继续战斗,终获全胜。
    第五,明代辽阳碑志中有关内流人谪戍辽东的记载。流人,《释文》解为“有罪见徙者也”。流人由内地谪戍东北, 自古已有。辽金元,特别是明清时期人数更多。关于明代流人谪遣东北之事,明代辽阳碑志记载尤为丰富。1962年在辽阳西门出土的撰刻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叶西峰墓志》,正文19行,满行26字,志盖刻有“明故通儒叶公墓志铭”,志文为九皋“五世祖,以名进士任两浙盐运使,未几,被谗请辽东定辽后卫, 竟终于戍中”。关于上述流人材料,《明史》、《明实录》等文献均失载,在此墓志铭中记载,可谓珍贵。1972年辽阳市兰家区大打白村出土的,撰刻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吴俊墓志》,1975年辽阳市兰家区孟家房村皖家沟出土的,撰刻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陈通墓志》,1976年辽阳市兰家区达子营出土的,撰刻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的《李贵墓志》等,都证明了明朝实行过清军政策,使有的全家充军。这些有关史料,对研究明代东北流人的原因、类别、生活及历史作用等是不无裨益的。    I
    第六,明代辽阳碑志记载了辽东地区文化名人的文献资料。撰刻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陈通墓志》,记载了墓主人“以读书,咏诗为事”, “诗得唐人之体”其子陈尤“善诗,工真、草书”,可见当时当地人士诗画艺术水平之高。前已提及的《叶西峰墓志》的内容尤其丰富,它除了记载有明一代谪戍东北流人,偶有成家,永留辽东,代代相传的史实外,还记载了辽东地区当时文化教育发展情况。他的文章被时人称为“如仙人羽客,不染尘俗,令人诵之, 自有凌世高步之想”。后又“教乡弟子数百人,尝自谓世俗教人”,毕生从事儒业,称为通儒,对辽东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七,明代辽阳碑志反映了明代辽东宗教发展情况。如撰刻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的《明辽阳僧纲司副都纲道圆塔铭》,记载了明代辽东高僧道圆,出身“迤东海洋女直右族童氏”,“先于其乡人入大广济寺依师学法,后投辽东东会寺拜千江印公为师,得授心法”。“迄永乐四年(1406年)春,欲取辽东通教僧六员赴京予会,公居首先,以其年腊月会天下僧众三万人,俱江东门迎西天葛哩嘛上师大法王,馆于灵谷寺,得闻法要,获受记口,予会而退。至六年(1408年)辽阳僧纲司前副都纲去世,缺官,而诸山咸推公之德,宜赝斯举。奉公社吏部,诚中,除授前职,兼领广佑寺住持”,其人“平生以念佛三昧为宗,无戏论,无妄言,不重久习,不轻初学,恒以慈悲化导,人是以信。”一生“手度弟子行净等人四十余人,皆分辉行道。”这位著名的女真族高僧,在辽东建寺讲佛,设坛传戒,信徒络绎不绝。对东北佛教发展有很大影响,在辽东宗教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1989年,辽阳市在维修辽阳白塔时,在白塔顶部发现了明万历年间的《明广佑寺请经铸佛碑记》,碑记记述了辽阳僧纲司都纲会首真德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赴京请铸七尊佛及修建经楼一事。这有助于研究辽阳广佑寺寺史及辽阳宗教史。撰刻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的《明栖云寺新建碑文》,记述了明成化年间建造栖云寺佛堂、僧堂及圣像和立碑之经过。有助于人们对栖云寺历史的了解。
    明代辽阳碑志还有关于其他方面史实的记载。如明嘉靖五年(1526年)撰刻的《鲁伦墓志》,记载了辽东人民因明政权横征暴敛,造成民众饥苦,流离失所,致使“僻壤半成荒野”的灾难历史。撰刻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37年)的《汪德轩墓志》记载了因部族的火并争斗,伤之甚众。还记载了辽阳一带,每适灾荒年月,就有“几千百人”死于“饥饿”。这些珍贵的史实,虽然有些记载较为粗疏,但却是不可多得之史料。
    综观上述,可以看出明代辽阳碑志,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增补了史籍资料中政策、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记载之不足。笔者切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它,观赏它,研究它,利用它,以便“物尽其用”。
                                                  
 杨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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