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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辽东三老” 

杨  铸

  《清史稿·文苑传》在介绍道咸同间著名诗人刘文麟的生平以后评论说:“论诗以婉至为宗,语必有寄托,英光伟气,一发于诗。论者谓足继辽东三老。”看来,“论者”即诗坛评论家们,是把“辽东三老”当做辽东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东北地区)诗歌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来论定的。

但是,“辽东三老”到底指哪几个诗人?对他们的诗作如何评价?他们与辽东(东北)地区诗歌史、文学史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历来就众说纷纭,现在更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辽东三老”指的是哪些人?

一般说来,“辽东三老”是指生活在清康熙至乾隆间的三位辽东籍的著名诗人。需要说明的是,在清代以前“辽东”一词的外延比较宽泛,它常常代指包括今内蒙古东部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至于这三位诗人具体指的是何人,从乾隆至清末到民国初年,却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说法:

    把这个问题搞乱了的首先是袁枚(1716-1798),他在《随园诗话》卷三第二十七则中说:“辽东三老者,戴亨字遂堂,陈景元字石闾,马大钵字雷溪,三人皆布衣之士,诗宗汉魏,字学二王,不与世人交往;往来者李铁君一人而已。”他这段话不仅有很多细节上的错误,如戴亨曾中进士,当过县令,并非“布衣”;马大钵实际上名长海,满洲那兰氏(那拉氏),属镶白旗,只因其父名马期(玛奇),所以又称他马长海,而大钵、雷溪皆是他的别号。更令人费解的是,他在这里把李锴(李铁君)排除在辽东三老之外,而又说他是“辽东三老”的唯一朋友,这不仅不符合事实(因为辽东三老第一人就是李锴——详说见后),而且叙述含混不清。由于袁枚在当时诗坛上的影响很大,所以这种说法流传很广,误人实多。清末民初著名的江南藏书家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在辑印《辽东三家诗抄》时,所收诗人为李锴、长海和另一位蒙古旗诗人梦麟(西鲁特氏)。而为这套丛书作“总序”的辽阳人袁金铠(他曾参加《清史稿》的编纂工作),却在序中说:“康乾时,海内诗人有‘辽东三老’之号,有谓豸青(李锴号)、大钵与戴遂堂共称三老,又有谓豸青、遂堂与陈石闾者。”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表明了当时文坛主流派对东北文坛的陌生,也反映了东北地区文人(如袁金铠等)对自己家乡文学的了解同样是混乱与贫乏的。

    其后,这个问题一直在学界争论不休,以致近几年被列入“清史编纂委员会国家研究基金项目”,吸引了许多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已取得许多成果并且初步取得了共识:“辽东三老”,原本指的是祖籍东北地区的、生活创作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的三位著名诗人,他们是李锴(李铁君)、戴亨(号遂堂)、陈景元(号石闾)。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出证明:

    一是三位诗人的诗文集中有充足的内证。如在戴亨《庆芝堂诗集》书前的八篇序文中,有六篇都提到作者为“辽东三老”之一。其中年代最早的一篇任瑗的序,写于乾隆十九年(1754)。序中说:“余伏田里,闻辽东三老人声藉,甚思见之……三老人者,李铁君、陈石闾、戴通乾也。甲戌季夏,余至真州,见通乾老人于官署。”更足征信的是,他们在诗文中往往自称或互称“三老”,如李锴有《寄赠戴通乾》诗(附录在戴亨《庆芝堂集》中)其中有句云:“三老辽东旧,而今各暮途”。戴亨在《哭陈石闾》七律尾联中云:“漫言三老辽东旧,郢技空存质已摧”。二是他们的友人的诗歌可以作证,如陶之藻的《泊鸥山房集》中有《柬戴遂堂》诗,其中云:“先生安道之子孙,名齐三老辽东尊,眉山(李锴另一别号)骨冷石闾(陈景元号)死,孑然硕果形犹存。”三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过《辽东三老诗集》,即李、戴、陈三人诗歌的总集。乾隆甲戌(十九年,1754),时任德州运转使的卢见曾(号雅雨),即筹划刻印《辽东三老诗集》。卢见曾是戴亨的好友和同年进士。清末民初专治八旗文学的著名学者杨钟羲曾在《雪桥诗话》中感叹地说:“雅雨所刻《辽东三老诗》,今已绝少传本。”说明确有其书。由此可见,称李锴、戴亨、陈景元为“辽东三老”,至迟在乾隆初年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说法,而且还有相应的诗歌总集刻印面世。(以上参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二期,朱则杰、陈凯玲的文章《“辽东三老”考辨》)

    二、“辽东三老”的生平与创作

    “辽东三老”大体说来,都是辽东籍诗人,它们的生活年代都在康熙至乾隆年间。他们当中最年长的李锴,出生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1686),而谢世最晚的戴亨,大约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仍然健在。他们虽然同为辽东籍,生活年代也基本同期,但他们的经历和创作却各有不同。

    李锴(1686-1755),字铁君,又字眉山,号豸青山人、豸青主人,又号幽求子,焦明子,隶汉军正黄旗,他出身名门,源远流长。据《国朝耆献类征》王士祯所撰《神道碑铭》说:“李锴先出于朝鲜,其徙襄平自英始,英以军功授铁岭卫都指挥使,有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长曰春美,春美子泾,是生宁远(按指李成梁,明代封其为宁远伯)。次曰春茂,春茂子润,润子成功,成功子三人。三曰如梓,如梓子恒忠,官副都统。恒忠子三人,而光禄公最长,讳辉,字元美,别号浦阳。子三人,锟,正黄旗佐领;鋐,池州府同知候补僉事;锴笔帖式。”这说明李锴出身于明代中晚期辽东世代将门。从始迁祖英公自朝鲜迁入襄平(今辽阳)算起,李成梁是第五代,李锴是第九代。从碑铭上看,早在李锴的祖父以前,他家已成为汉军正黄旗,而他祖父竟然当上了副都统这样的大官。他的祖父、父亲现都“从龙入关”,所以李锴并不是出生于东北,而是出生于四川。他本身是一个“旗三代”,他的婚姻状况也不一般,对方门第贵盛,他的岳父就是那位威名远扬的索额图。索额图以保和殿大学士与明珠共掌朝政,并曾亲自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和两次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他长期受康熙帝的信任和重用。但是,康熙后期,他却陷入了诸皇子争权夺位的斗争,他与太子胤礽相结,犯了康熙帝的大忌,于康熙四十二年被执交宗人府拘禁,幽死。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家世显赫的李锴为什么不求仕途,布衣终身;并自36岁以后一直隐居在盘山。请注意这个盘山,并不是现今辽宁境内的盘山县,而是在今天津市辖区内蓟县西北的盘山,本名四正山,又名盆山。是京畿以内著名的风景区之一,距北京市区仅七八十公里。

    李锴有多种著作传世,《辽海丛书》第四册收录其文集《李铁君文抄》,收文78篇。诗集《含中集》(又名《睫巢集》),收各体诗约450首。此外,他的著作还有《尚史》《原易》《春秋道义》等。尤其是《尚史》一书。“矻之十有六年,成书七十卷”(《尚史序传》)。这本书八十余万字,起自三皇五帝,结于秦统一全国之前,重点在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分别以本纪、世家、列传、年表和天文志、地理志等体裁来记述中国先秦之前的历史。这部力作,是他一生心力所在。所以说,他首先是一位史学家,然后是经学家,文章家,而诗歌乃其余事耳。

    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文学史范畴内的事,所以只就其文集、诗集谈点看法。细读《李铁君文抄》和《含中集》。可以看出李锴的诗文都写得很好。文章简练深刻,有魏晋人的风韵。如自传性质的《焦明子传》,就颇有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风味。他的诗歌,诸体皆备,多是记叙乡居生活,然亦时而揭露农民生活的贫困和社会的丑恶现象。如《拟古三首》中的三篇七言古风,其中《高村》篇写老妇辛苦终身却被儿子弃养的悲剧;《望马台》一篇写兄嫂遗弃幼弟的恶行;《独乐河》一篇写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农妇的苦难。他还有一类诗,如《前有一樽酒》等篇,是曲折委婉地倾诉自己在政治上的怀才不遇:“麒麟凤凰鸡犬走,七尺珊瑚如敝帚。”这是因为他一生的政治前途都深受其岳父索额图身陷“太子党”一案的影响。所以怀有忧惧与悲愤的心情。

    李锴本人出生于四川,从他的友人写的传记和他的诗文中,都看不出他到过东北地区。他的诗集中有《山海关》《澄海楼》为题的诗,也只是一般的凭吊怀古之作。其中有两首缅怀他祖先的诗,很值得注意。一首是《读先太傅宁远伯传敬赋长律十四韵》,诗从“有汉推猿臂,前朝重虎臣”开始,表彰了李成梁守卫辽东数十年“半壁凭榰柱”的功勋和他所遭受的坎坷起伏。最后说:“小子诚无赖,穷年不自振,匣中遗故剑,每夜泣风尘”。说明这位将门后裔内心中是不甘寂寞的。

    另一首名《红驼尼将军行》,是一首“纪祖功”的诗。诗中记述其祖父李恒忠于明清之际,曾没于包衣奴籍,后被发现,“谓我是宁远胄,牛赎我祖如五羊皮(用春秋时秦公以五羊皮赎百里奚的故事),赐名曰宜汗纳(原注:国语谓牛曰宜汗)。实用志喜,侍从左右,尝得参与密谋”。下述杏山之战中恒忠骑白马被红驼尼,纵横驰骋,终于克敌制胜的故事。最后说:“军中自是传红衣将军辟易其大麾”。这首诗,既是李锴家史也是明清战史中的珍贵资料。

    戴亨(1691-1758以后),生于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腊月初四日,时已入公元1691年1月3日。至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他为自己的诗集《庆芝堂集》作序时,自署云:“乾隆戊寅八月辽左六十九岁老人戴亨书于昭文官署。”说明这时他仍然健在。卒年不详,估计当享年七十以上。他字通乾,又字遂堂,以戴遂堂名世。

    要说戴亨的事,必须从他父亲戴梓说起,这是因为他的生活与创作都与他的父亲有十分紧要的联系。他是戴梓的第三个儿子。戴梓(1648-1725)字文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很好的文化修养,12岁时就曾到诗社中与钱谦益等诗界名流唱和。他天资聪敏,爱好诗文,长于草书,又喜欢读兵书,尤长于火器制造之学。在平定三藩之乱中,他在康亲王幕中表现了胆识与勇敢,立下了功劳。他受到康熙帝的赏识,授为翰林院侍讲,并协助高士奇同值南书房,不久又移任养心殿,成为康熙近臣。后因得罪西洋火器专家南怀仁和外国传教士徐日升,二人联合一位姓赵的近卫,内外夹攻,进谗言,终于将戴梓攻倒。康熙帝下诏将戴梓“流放关东,籍居沈阳。”这件事发生在康熙三十年,时距戴亨出生才两个月,从此开始,戴亨和父亲就成为流人。戴梓在沈阳流放三十多年,直至老死。可以想象这种大起大落的生活经历给戴梓的打击是如何巨大,而“诗穷而后工”,坎坷的遭遇使戴梓幽愤悲怆,发而为诗,多为血泪写成的真情之作。他的诗集《耕烟草堂集》也收录入《辽海丛书》。集中有诗350首,绝大多数写于流放之后。他诗中所表现的流放生活,所描绘的东北风光,所倾诉的真挚感情,堪称“流人诗”中的翘楚。也是写东北本土风光的上乘之作。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戴亨一方面以“流二代”的身份受尽了辛苦与屈辱,他大约五岁时曾无故受到一帮恶族(极可能是一些“八旗子弟”)的毒打,导致双眼长期失明,经过长期医治疗养,直到十五岁才恢复视力,从而使他失去了宝贵的十年青春。但戴亨自幼聪颖过人,又能刻苦学习,加之有父亲的教育和影响,所以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奋发自强,经过十数年的拼搏,终于在康熙六十年(1721)春天考中了进士,并曾任过山东齐河县知县等职。但因秉性刚直不阿,得罪了上司,被免职并曾于乾隆三年(1738)被关押9个月,从此离开官场,以教书谋生。

    在这种不平凡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下,戴亨写下了大量的诗歌。现存的《庆芝堂集》十八卷,共收诗1312首,约八九万字。

    戴亨的诗歌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内容较丰富,反应的生活面较广阔。尤其是他30岁中进士前,基本生活在沈阳一带,对东北风土人情很熟悉,这方面的内容反映在他的诗歌中也较多。其中如《宁远州》《宿大石桥》(按即今沈阳西之永安桥,属文物保护对象)、《边城感秋九首》《沈阳留别家人》《甲子三月五日抵沈阳》《松山》《别沈阳》等多首作品,都写出了地方特色和自己的真实情感。由于作者襁褓中即流亡沈阳,至少住了30年,而且其父母、大兄嫂和三兄都埋骨于此(见《将赴辽东营窆先二人并大兄嫂三兄留别在京诸友》一诗)。因此,他以沈阳为自己的籍贯。诗集卷首自署“沈阳戴亨通乾撰”。他的作品也流传较广,先后两次付印,第一次是在他身前,乾隆十九年由他的侄子戴秉瑛(时任仪征知县)刻印的。第二次是在他身后,大约在道光二十一年由其外孙荆道复重印的。重印有道光十六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所作的序。序中说:“辽阳三老人,独遂堂先生举进士,由儒官为县,晚从其犹子江南任所,游历较广,诗尤卓然。”的确,在“辽东三老”中,经历较广,诗作较多,反映生活面较广,尤其以辽东人写辽东事者,当推遂堂先生。

    陈景元,字石闾,号桔洲,隶汉军镶红旗,奉天(今沈阳)人。布衣。其生卒年为1696-1752年。享年57岁。他的传记资料甚少,惟李锴所作《陈石闾诗序》中叙述稍详:“郎邪古郡也,石闾陈君之先,土著于此,既而迁辽,又从入关。其藉郎邪与辽与入关,皆与我先世同。”“石闾兄弟遂潦倒落拓迫忧患而日益贫,石闾乃仔肩外事,内庇一切,皎然不为外境所夺。尝少游江东,中岁居幕府,复游走天下,汲汲无暇日。”由此可见,他虽出辽东籍,但也“从龙入关”了,似乎在辽东地区生活的时间不多,从他的诗集《陈石闾集》中只有《自连山塔山杏山松山至平山》《至大凌河牧马场》等少数几首诗与东北地区有关。至于他的诗风,李锴在另作《陈石闾选诗序》中评价道:“石闾陈子有志于古,为诗歌绝不作近语,又欲以其所得者觉人而援俗,于是乎上自轩辕,逮唐初盛,汇为一集”。又说:“石闾好古。其诗如颂钟、雅瑟、讽之乎大雅之音。闻之而欲寐者庸有之,然不见摈于文质矣。”而他另一个诗友戴亨在《赠陈石闾》一诗中也说:“古乐久沦丧,抱瑟独孤鸣,宫商郁不舒,中含万古情,情深世莫测,哀怨难为声。”可见他最知心的诗友,对他的评价是一致的。陈景元在辽东三老中是最寂寞的,他既无显赫的身世,又从未进入仕途,以布衣终身。57岁就谢世而去,诗集也流传不广。

    如上所说:“辽东三老”有好几种说法,除当今学界经过研究,得到共识的李锴、戴亨、陈景元之外,还涉及两个人,这就是长海与梦麟,下面不妨简要介绍一下二人的情况。

    长海(1677-1744),那兰氏,字汇川,号清痴。以其父名马期(或玛琦)故又称马长海、马大钵。他系满洲镶白旗人,其先世为乌拉部长(据《永吉县志》),故被列为吉林人物。其高祖苏伯海率所部归努尔哈赤,授都堂。其父马期累官都统,因平滇有功晋升镇安将军,镇守云南。长海初肆举子业,非所好,又因父功补户部库使,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肥缺,但他却退而不就。遂以布衣终身。中岁爱易水、雷溪之胜,筑大钵庵,因以为号,晚入京居委巷。论诗以性情为主。著有《雷溪草堂集》。其诗集中除有两三首反映与辽东人物陈景元、高且园的交往外,几于东北地区无涉。

梦    麟,字文子,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尚书宪德之子,乾隆十年进士,曾出任过河南学政、江南乡试考官,即命提督江苏学政,后任军机处行走,曾奉旨治河,署翰林院掌院学士。著有《大谷山堂集》。他是上述人中唯一做过大官的人,从其履历和诗文内容上来看,似乎都与东北地区的人和事无关。

    三、“辽东三老”评说

    首先,我们看《清史稿·文苑传》中对他们的评语(俱见本传)。

关于李锴,“乾隆元年举鸿博,未中选,十五年诒举经学,大臣交章论荐,以老疾辞。”“诗古奥峭削,著《睫巢集》,又著《原易》及《春秋通义》《尚史》。”可以看出,在《文苑传》作者及《清史稿》编纂者心目中,李锴主要是一个经学家、史学家。而对其诗作只有“古奥峭削”四字评语。

关于戴亨,“其诗宗杜少陵,上溯汉魏,卓然名家,有《庆芝堂诗集》。”显然,作为一个诗人,戴得到的评价高于李锴。

    关于陈景元,“诗拟孟郊、贾岛,有《石闾集》”。杨钟羲序其诗云:“石闾矫健有器识,善书画,尤工古隶,诗如颂钟雅瑟,萧然内足。”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唐代诗人孟郊、贾岛的评价素有“郊寒岛瘦”之说。这是就他们两人都以苦吟著名,又喜作穷苦之词而言。以孟郊、贾岛比拟陈石闾的诗歌,其实和杨钟羲“颂钟雅瑟”之说是一致的。都是说石闾之诗古拙枯淡,别具一格,但评价不是很高。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当代学者对“辽东三老”的评价。

    1992年出版的马清福先生的《东北文学史》中说:“以三(老)并提的辽东诗人,实际上是五位,即李锴、陈景元、马大钵、梦麟与戴亨。这五位诗人,除戴亨外实际上都不生活在东北,反映东北的作品也很少。”以下他分别介绍了五人的诗作:对戴以外的几位诗人只是对他们涉及到东北诗作进行介绍,而对诗作本身不做评论。对戴亨则着墨较多,指出在《庆芝堂集》中:“有一部分为诗人在辽东时所作,反映了辽东的历史生活,记述了辽东先烈,描绘了辽东风光,是清代东北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3年出版的毕宝魁先生所著《东北古代文学概览》一书,作者在前言中说:“介绍作家时,以现存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不以其人在当时的影响与知名度为标准。如同样是辽东三老的李铁君、戴遂堂,因有专集行世皆设专章,而陈石闾则所见资料甚少,只能简单介绍。”对李锴的诗歌他评论说:“李锴诗歌内容十分丰富,风格多样。以其生活在社会下层,对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生活比较熟悉,故创作了许多表现下层人民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及代表他们的思想感情的作品,这是其诗歌作品中的精华部分。”

    关于戴亨,他是把戴亨和其父亲戴梓连在一起共成一章的(即本书第十六章),这是很有眼光的写法。因为戴氏父子诗歌的内容及风格都有很大的共同之处。他们的作品是清代流人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戴梓的“诗风峻峭挺拔,充满着愤懑不平的抗争之气。”他把戴亨诗歌的主要思想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关心人民疾苦,对人民的反抗斗争表示理解;二、描述生活贫困的苦况。抒发怀才不遇的忧愤;三、描摹旅途中的艰辛与滞留外地的乡思。”并评说“戴亨诗歌在艺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并且分析了他的创作特点。

    关于陈景元,作者因未见《石闾集》,只是就几首与李锴等友人有关的诗作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陈景元的诗古朴凝练,多抒激昂不平之气,这是由他的生活经历决定的,是其怀才不遇内心痛苦的表现。”

    以上两本书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代学者对“辽东三老”的评价。

    笔者通读了李锴的文集、诗集和戴亨的诗集,但对陈景元的作品所见不多。结合上述评论,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李锴、陈景元、戴亨三人都是很有特色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有多有少,质量也有高有低,但共同的特点是在思想上都有一股“不平之气”,发之于诗则多有“不平之音”。这是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李、陈二人都是旗人,李是汉军镶黄旗,陈是汉军镶红旗。满族族群中的汉军旗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先人绝大部分是在明清之际辽沈地区那场导致改朝换代的大血战中,被俘或受降明军官兵的后代。这些汉军及其后代后来在“从龙入关”中,曾经大显身手,并受到重用(李锴在《红驼尼将军歌》中所描写其祖父恒忠由奴隶变将军的过程,颇具有代表性)。但是,回顾前朝,他们总难免有内心的伤痛。而他们所依附的满洲皇室、王公、大臣之间一直进行着残酷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的胜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命运。于是那些失败了的皇族、王公、大臣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汉军旗、蒙古旗的有些人,往往以诗文来抒发自己的心情,逐渐形成了“八旗文学”。近人严迪昌(1936-2003)在《八旗史诗案》一文中指出:“以满族为中心,兼及汉军、蒙古的清代八旗文学集群,成熟于康熙朝前30年,升华于乾隆一朝。康、雍、乾三朝“盛世”交替之际的权力斗争中,宗室族众备尝生死荣辱,从而与汉文化中深厚积累之人生理念、生命体审互相撞击,成为横逸于皇权藩篱之外的丛丛寒花。”正是这样,康熙末年的皇权斗争导致汉军旗的曹氏家族的败落,由此产生了伟大的《红楼梦》。同样,李锴作为明代辽东名将后裔,又是康熙重臣索额图之婿,当索额图一旦陷入胤礽“太子党”一案之中,李锴的悲愤忧惧之心可以想见。他的地位和知名度比曹雪芹高很多,环境也自不同。因此,他不可能去写小说,而只能以“古奥”的诗文去抒发自己的内心痛苦。另一个被李锴称为“身世相同”的陈景元,以一名汉军旗的后裔,虽然能诗能文,却布衣终身穷困潦倒。由于资料缺少,不能详知其真情与隐衷,但我看他写的《买珠行寄李铁君》一篇五言歌行开头数句云:“时趋多变更,古道亦反覆。真赝相纷拏,倾囊购鱼目。夜光畏人知,高明但雌伏。”可能是在述说他与李锴所共有的隐痛与悲愤。

    “三老”之一的戴亨,应当属于清代文学史中的另一独特群体,即流人文学群体。满族入关之后,一方面大量笼络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以巩固其统治,另一方面却一次又一次地大兴文字狱,以惩戒那些桀骜不驯试图反抗的汉族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被朝廷贬谪的各级官员。流放到地广人稀的东北边疆地区,就成为惩罚这些人的最常用手段。据近人研究,“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九十年间,流放至东北者不下十余万众。”这些流人大多被安置在沈阳、铁岭、尚阳堡(今开原清河水库)、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卜魁(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以及黑龙江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南爱辉乡)等地。流人中有很多人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到来对于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促进东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对流人本人而言却是一场苦难的历程。发之于心声,形之于笔墨,就形成了数量很大、质量很高的流人文学。戴梓、戴亨父子的作品就是流人文学中的佼佼者。流人文学既书写了历史的苦难,也真实地描绘了东北地区的雄伟山川和风土人情,是真正的东北本土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戴亨的诗歌应当是“辽东三老”中最有东北特色,最有地方风味的作品,理应成为“三老”中之翘楚。但是能不能说戴亨之作是东北流人文学中的冠冕之作呢?能否推戴亨为东北流人文学中的代表人物呢?笔者对此颇有保留。因为在东北流人文学群体中,还有陈梦雷那样的学者,还有函可那样的抗清志士和以血泪写成的《千山诗集》那样伟大的作品。

    总之,“辽东三老”只是东北清代文学的一个界限并不清晰的群体,他们分别展现着八旗文学和流人文学中的诗歌作品的面目,但没有实质上的代表性。“辽东三老”之说只是当时全国诗界、文学界主流派如袁枚等人,对东北诗坛的模糊认识。他们更是忽略了东北地区的本土诗歌创作。即出生或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以东北的自然、历史、社会为创作对象的本土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而这才是东北诗歌的主流。因此不能把“辽东三老”的作品作为衡量东北清代诗歌的标准。

    但是,如果把刘文麟的诗歌与“辽东三老”的诗歌作认真对比的话,的确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确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有一种感时忧民的“不平之气”、“不平之音”。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刘文麟的诗作“足继辽东三老”,应当说是正确的。

                                                          摘自《今古辽阳》2011年1-2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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