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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首山中的人文迹事(三) 

  /吴霜

函可禅师:天山从此辟荒芜   

初读函可,我以为他是一个身在世外心在尘的出家人,否则怎会因一篇《再变记》遭文字狱被放逐天外?再读函可,却又发现,他也自有一番曲折的心路历程。他本为崇祯礼部尚书之子,自幼聪慧,却无意功名,天性至真,正直豪爽,交游甚广。无料亲历父亲病故在任,深感世事无常,便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29岁时赴江西匡庐遁入空门。不久,清军便攻占了北京。如同修行中来了考验般,那颗本就矛盾的心再也无法安稳。国破家亡的伤痛与愤慨,让他写下了纪录南明弘光王朝仁人志士义勇抗清见闻的《再变记》。也正是《再变记》一书,改变了函可的人生轨道,使他成为清朝文字狱受难第一人,也是清朝文字狱流放辽东第一人。

顺治五年(1648年)起,他遣戍盛京,以其超凡的佛学修养和出众文才赢得了僧众与各界名仕的尊重;四年后,他得以来到辽阳千山(1949年后隶属鞍山市),千山的神奇俊秀牵绊了他漂泊的心,他决定长住千山潜心修炼,并改名号为“千山剩人”,将佛法的浩荡恩泽撒播到千山以至整个辽东地区。一首《慈航偶成》“曲录偏容老罪夫,天山从此辟荒芜”,表达了函可在辽阳慈航寺(即迎水寺)讲经说法时的感触——我这个获罪的和尚,竟能来到慈航寺登禅床入法座,这鲜有佛恩教化的边关寒地从此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由于消息阻隔,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他才得知,在他经历那场文字狱的同一年,广东老家博罗也经历了惨烈的剧变。博罗城在长时间顽强抵抗之后被清军攻陷,他的家人几乎阖门殉难,极度的愤慨中,他发出了“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的悲歌。

函可始终是个矛盾的人。他身许佛门却心系苍生,诗里行间那悲天悯人之情怀无处不在,在辽沈地区成立了第一个文学社团“冰天诗社”,开辟了辽东文化的振兴之路;他漂泊的生活带着一种内在的安定,“日午一瓢夜一宿,一生如此更何求”是那随遇而安的淡然;他表面闲适自在却内心沉郁感伤,“开怀偏有限,握别恨无端”,自知虔心向佛可解心头忧郁,又抛不开不堪回首的往事;他时而豁达时而悲怆,“但今舒杖履,到此亦良图”是他面对凄苦流放生活的洒脱,当他走近辽阳华表柱仰天长叹“人民城郭尽皆非,鹤去千载更不归”的时候,却满是故国不堪、漂泊无栖的哀痛……

在漂泊千山的日子里,函可与首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留题首山丈室》描绘出他在首山寺庙中生活的情境:

出郭刚十里,到来隔世哗。不知谁是主,即此便为家。

半榻悬清梦,疏棂见晚霞。几年沦落意,尽付海东涯。

    那是约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函可来到了世外清幽的首山。一座空灵的庙宇伴随着一位孤僧,这便是他四海为家的宿命。清凉的晚风,幽幻的梦境,稀疏的窗棂,沧桑的红霞,在一片静谧中,函可享受着孤寂与沉静。也许有失落,也许有茫然,但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感悟与得失尽抛的释怀,从前的沦落与苦痛,都随那风去吧,从此后孑然一身,了无牵挂。函可真正的悟道,也许是在游历千山多年之后,在他的文字中,昔日的血与泪悄然渐远,多年的修行心境已是逐渐淡泊,愤世嫉俗的眼泪已化作一片“积雪老禅心”。

又一首《首山律主过访》:“我居千山南,尔居千山北。去来备自由,大都山路直。”也可以看出,此后他虽然居住在千山南麓的金塔寺,但也常来常往于金塔寺与首山之间。尤其在其同门师兄函昰撰文中,记述了函可在圆寂之前预感自己“后十日必去”,“孑然一身,从金塔趋驻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选择来到驻跸山作为归宿,莫非他已感知与首山的前缘?

    顺治十六年(1659年)冬,函可走了。函可生于祖国的最南方,却安息在遥远的辽东塞北。我反而觉得,他更像是为北方而生,正如苍松白雪般,耿劲而纯然。黑暗的逆境中,悲怆的情怀里,惟有傲然坚定的信仰,才能支撑着他屹立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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