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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东巡与东京陵祭祀 
    所谓“清帝东巡”是指清朝皇帝出巡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这些地方是清王朝发祥之地,祖宗山陵所在;永陵葬着追封的肇、兴、景、显四祖,福陵、昭陵为太祖、太宗墓地;还有兴京故地和盛京宫殿。历朝清帝均十分重视祖宗山陵与发祥之地,在清入关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先后有四帝十次亲赴东北祭祖谒陵,以展孝思;同时对开国时期功臣墓进行祭奠,以表达在位皇帝对他们的缅怀之情。辽阳东京陵阳鲁山所葬者皆为太祖的诸弟与子侄,他们都是太祖、太宗创业时期的功臣,由于清帝东巡与东京陵祀典问题的模糊,使东京陵无法与其它功臣墓比肩,最终直接影响了对东京陵历史地位的客观评价,为此有必要将这个问题考证清晰。
(一)
    清帝东巡期间,涉及到东京陵祀典之项,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康熙帝第二次东巡。康熙帝对盛京福陵、昭陵之外其他所要祭奠的茔寝做了详细的规定,指出:
“寿康太妃(努尔哈赤妃)、宸妃、懿静大贵妃(皇太极妃)园寝,圣祖仁皇帝亲诣祭酒。”
    “康淑妃(皇太极侧妃)以下,遣王等祭酒。”
    “颖亲王、克勤郡王、功臣费英东、额亦都、杨古利、图尔格墓,遣大臣读文致祭。”
    “贝勒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一品官墓,遣官致祭。”
    “东京庄亲王,笃义刚果贝勒墓,亦遣大臣往奠”①
    清官方文献中也明确地列明了康熙帝遣官祭奠的诸功臣墓,除颖亲王萨哈廉、克勤郡王岳托、武勋王杨古利等外,还有达尔汉巴图鲁亲王、卓尔图贝勒、平南王尚可喜等,于盛京附近地方祭奠功臣墓的数量总计四十四处②。“达尔汉巴图鲁亲王”即东京陵舒尔哈齐,“卓尔图贝勒”(为“卓礼克图贝勒”满语的异译)即东京陵刚果笃义贝勒巴雅喇。这充分说明自康熙二十一年始,清帝东巡期间,除拜谒祖陵外,还依礼遣官致祭了辽阳东京陵舒尔哈齐、巴雅喇之墓。
    康熙三十七(1698)年,圣祖玄烨第三次东巡至盛京,除指明杨古利、费英东、额亦都三位功臣墓皇帝要亲自祭奠及其原因外,又指出:“其余诸臣效力亦属可嘉,康熙二十一年曾经祭奠者,照前举行。”③此次虽然没有具体指明要祭奠功臣墓的名字,但通过对照康熙二十一年第二次东巡时的记录档案,便可知:康熙第三次东巡期间东京陵庄亲王、笃义刚果贝勒墓在“遣官致奠”之列。此时,清帝东巡期间致祭东京陵已成定例。
(二)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共三次莅临东北恭谒祖宗山陵,而到了乾隆皇帝共四次出关,超过乃祖。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第一次东巡至盛京,恭谒祖陵礼成后,择日,乾隆帝“亲临克勤郡王、功臣杨古利、费英东、额亦都之墓,各祭酒三爵”;“又亲王、贝勒及大臣等墓,以次遣官往奠”。④文献中“又亲王、贝勒及大臣等墓,以次遣官往奠”是指与康熙帝明确要致祭的功臣墓相比较而言的,乾隆帝本次东巡期间对功臣墓的祭奠基本上是按康熙时成例而行,惟提高了一个的祭祀规格即将克勤郡王墓由康熙帝定的“遣官致祭”增入“皇帝亲祭”的行列,为此事乾隆帝还特向礼部谕示,同时“著令礼部记载”⑤入典。由于其他功臣墓的祭祀事宜没有变动,因此,在官方文献中,仅用“又亲王、贝勒及大臣等墓,以次遣官往奠”一句话涵盖,这完全符合清朝的惯例。
    而后在乾隆十九年(1754)、四十三年(1778)、四十八年(1783),弘历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东巡,此三次东巡期间对功臣的祭奠,文献记载简洁明了,由于文献中是由后向前推导的方法记载,特摘原文如下:
    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帝第四次东巡)“亲临克勤郡王、功臣杨古利、费英东、额亦都墓酹酒。其亲王舒尔哈齐、功臣图尔格等坟墓四十处均遣官致奠,与四十三年同。”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第三次东巡)“亲临克勤郡王、功臣杨古利、费英东、额亦都墓酹酒。遣官致奠各功臣等坟墓,仪均与十九年同。”⑥
    四处“皇帝亲祭墓”加上四十处“遣官致祭墓”与康熙帝规定的四十四处功臣墓数量的一致性及记载内容的一致性恰好又一次证实了乾隆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三次东巡期间致祭的功臣墓,数量上无增减,礼仪事项无更动。至此,康熙帝首创的东巡期间功臣墓祭祀之礼到乾隆帝时已由最初的一种例行事项发展成为一项典制,成为国家正式礼仪。由此看来,乾隆帝的四次东巡东京陵舒尔哈齐、巴雅喇墓仍在“遣官致祭”之列。
(三)
    清帝东巡,尤其是高宗弘历,不但自己四诣盛京,而且还再三告诫自己的后嗣子孙,不可不眷怀辽沈旧疆,祭祀祖陵。
    倘若“轻视故都而惮于远涉”或诣祖陵而“漠不动心”,就是“忘本而泯良”。⑦嘉庆帝、道光帝不甘心被视为不肖子孙,于嘉庆十年(1805)、嘉庆二十三年(1818)、道光九年(1829),又三次出关到东北。嘉庆帝、道光帝东巡期间祭祀功臣墓的情况在二位皇帝三次东巡的文献记录中都只字不差均为“遣官祭福陵之寿康太妃、昭陵之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并公主园寝。其亲王、贝勒及大臣等墓,以次遣官往奠。”⑧(亲祭四功臣墓另有记录)清帝东巡,尤其是康熙帝制定的“功臣墓祭祀之  礼”,已成为以后清朝诸帝东巡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诸帝遵行的典范,每行必援引前例,不能错乱;虽然《清仁宗实录》和《清宣宗实录》中记载的较为简单,但仍与前述康、乾东巡礼仪事项一脉相承。毫无疑问,嘉庆帝、道光帝东巡期间东京陵舒尔哈齐、巴雅喇墓的待遇仍旧是遣官祭奠。
    嘉庆帝、道光帝东巡期间祭奠功臣墓既没有新的创设,也没有明显的裁减,基本上是依旧制而行,这在东巡前筹备事宜
的谕示中就已表露出来。
    嘉庆十年第一次东巡前特谕内阁:“谒陵大典,一切礼仪,均应恪遵旧章,详明考核,朕亦不敢有所增减。”不久又指出:  “此次恭谒盛京祖陵,所有王公功臣坟茔,应行亲诣赐奠及遣官致祭并遣官赐奠之处,均著照乾隆八年之例举行。”
    嘉庆二十三年第二次东巡前谕内阁:“盛京为我朝发祥之地,缔造鸿规,式瞻前烈。……特涓吉于明年七月二十二日自京启銮前往盛京恭谒三陵。……所有一切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照例敬谨预备。”
    道光九年东巡前谕内阁:“本年恭谒盛京祖陵,所有王公、功臣坟茔,应于礼成后祭奠,克勤郡王,功臣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四处,朕亲诣赐奠。其余照例奏派遣官赐奠。”⑨
    上述记载证实:嘉庆、道光东巡遵祖制而行,墨守陈规。
(四)
    辽阳地方碑刻中也有涉及到东巡期间祭祀东京陵的记载。“追封多罗刚果笃义贝勒巴雅喇墓碑”原立于东京陵巴雅喇墓园之内,是巴雅喇五世孙福宁在嘉庆十九年所立。福宁时任凤凰城守尉,他曾到过祖茔巴雅喇墓地展谒,修缮茔园,同时勒诸贞石。碑中这样记载:“每逢銮辂恭谒三陵,五世祖贝勒(即指巴雅喇)必蒙谕祭,载在祀内”。⑩清帝十次东巡中,只有康熙十年恭谒二陵(福陵、昭陵),其余九次均谒三陵(永陵、福陵、昭陵)。此语理所当然不包含康熙第一次东巡。该记载同时又说明了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七年、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四十八年、嘉庆十年计七次东巡期间,巴雅喇墓都获得遣官致祭之礼,这从一个侧面又印证了官方文献的记录。
    努尔哈赤另一胞弟雅尔哈齐也葬在东京陵,但在顺治十年时,配享盛京太庙(清帝爱新觉罗氏家庙);乾隆帝在第二次东巡时,将盛京原有的“怡贤亲王祠”改建为“贤王祠”,将通达郡王雅尔哈齐之龛位移入贤王祠,并规定:“每岁春秋二季,令奉天府府尹承祭,读祝、赞礼用盛京礼部人员。”至于东京陵阳鲁山上其他坟主是否也享受了东巡祀典,由于资料所限,不敢罔言。
    总之,清帝十次东巡,曾九次遣官往奠东京陵舒尔哈齐、巴雅喇墓,说明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东京陵虽降格为王、贝勒私属园寝,但皇帝仍未忘却阳鲁山上的坟主。遣官致奠也同样是代表皇帝亲临之意,与亲祭意义是相同的,这是东京陵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东京陵昔日辉煌的见证,这充分说明清王朝对东京陵历史地位的认同,也是古城辽阳重要历史地位的佐证。
    注释:
    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28
    ②《清圣祖实录》卷101、102
    ③《清圣祖实录》卷190
    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29
    ⑤《清高宗实录》卷210
    ⑥同④
    ⑦《清高宗实录》卷1064
    ⑧《清仁宗实录》卷149、346,《清宣宗实录》卷160
    ⑨《清仁宗实录》卷145、335,《清宣宗实录》卷156
    ⑩《辽阳县志》卷35
    ⑾《清高宗实录》卷473
                                                   全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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