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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史三题 

      我自从1989年从事修志工作以来,经常遇到一些有关辽阳地方史的疑难问题,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曾随手作了一些札记,现整理出数则,借(乡土)一角,就教于读者。

      高洋到过辽阳吗? 

      在核订《辽阳市志·大事记》初稿时我对其中这样一条记事产生了怀疑:“公元559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到辽阳,并在—佛寺修持数月”。我想:高洋是汉化了的鲜卑人,他的国都在洛阳,为什么跑到数千里外当时是在高句丽统治下的辽阳来“修持”佛事呢?对于这个问题,负责撰写《大事记》条文的同志回答说:此条是根据《北齐书》卷四<文宣帝本纪>中的有关记载写的,原文是:“天保十年(公元559年),春正月甲寅,帝如辽阳甘露寺;三月丙辰,帝至自辽阳”。又说:近人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第一卷所附<大事记>中也照录了此条;还说:民国《辽阳县志》<大事年表>中,也有“高洋到辽阳见天门开”的记载;看来是言之有据,不应怀疑的。但我总觉得此事于理不合,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在洛阳、辽阳之间往返,还要在佛寺“修持数月”,而记载的时间是正月去,三月返,这怎么可能呢?正当我百思不解之际,当时正在研究辽阳地名的李德镇同志给我开拓了思路。

      他说:唐代以前这里绝不叫辽阳!我想:对呀!公元559年正是南北朝时期,此地是高句丽治下的辽东城,而远在浑河北岸的汉代辽阳县故城早已湮没无闻;那么,当时的“辽阳”究竟在何处呢?于是,就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解开这个谜。经过细心查阅资料,终于在《晋书·地理志》和《魏书·地理志》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北魏时曾置辽阳县,北齐沿之,其地在今山西省左权县境,那里当时正属北齐治下,距洛阳只有数百里。高洋到那里去“修持”佛事,正是合情合理的事。由于找到了证据,原来撰写此条的同志也完全同意这个答案,同意把这一条从志稿中删去。这样,就澄清了很久以来被许多人误读了的一条史料;恢复了“高洋到辽阳”一事的历史本来面目。

 二

      谁最早自称“千山人”?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在其新著《楝亭集》一书首页自署:“千山曹寅子清撰”,这件事受到了红学界的普遍关注并曾引发争论。

      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辽阳先贤刘伟华先生在其新著《千华山志》中,已经刊出专门条目来记述“千山人”。

      在2002年整理出版的《千华山志》第四卷“人物”门,“千山人”条目下有如下记载:

      千山人

      《清诗的》:“曹寅,字子清,千山人。”又,清郎廷槐撰《师友诗传录》一卷,自署“千山郎廷槐梅溪。”又,耿昭忠有“千山耿信公”印。

      按:曹寅为《红楼梦》著者曹雪芹之祖,字子清,一字楝亭,汉军人。康熙中,巡视两淮盐政,官通政使。著有《楝亭诗抄》、《文抄》、《词抄》,自署千山曹寅著。郎廷槐字梅溪, [号千山],汉军人,官通判。有《湘江夜雨集》,王渔洋序文。《雪桥诗话》:“南唐王齐翰《勘书挑耳图》曾人宣和内府。明时先在安桂波、吴文定所,转入严氏。国初归耿定候,有‘千山耿信公’诸印记。信公名昭忠,字在良,平南嗣王继茂次子,赐婚多罗县主,顺治甲午入侍,授一等子,康熙丙寅卒,谥勤禧者也。”

      <以上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干华山志》第278页>

      从以上记载看,曹寅,郎廷槐都是康熙时期的汉军旗人,他们当时虽已远离祖籍,在关内为官,但都不忘故土辽阳,以“千山人”自署。耿昭忠则是明末降清先封为怀顺王后封为平南王的耿仲明的孙子,嗣王耿继茂的次子,其兄长就是那个参与三藩之乱的耿精忠。他生活的年代较曹寅稍早,“顺治甲午入侍”时为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卒于“康熙丙寅”时为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而曹寅在世的时间则为顺治七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658—1712)比耿昭忠晚了许多。

      耿昭忠自称“千山人”是有道理的。其祖父的坟墓就在辽阳城南的梅家花园,而其家庙“怀王寺”就在辽阳老城的中心地带,庙虽已毁,但是地名至今犹存。

      按照刘伟华先生当时的考证,似乎耿昭忠应当是最早自称为“千山人”的辽阳人,其实不然。

      1982年,在辽阳老城北门外出土了一方“明故辽东游击将军王君墓志铭”,墓志记述了出身于葛林卫女真裔的王言将军的生平事迹。墓志的撰刻时间是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墓志铭的作者自署为:“襄平千山人韩承训”。这位韩承训是明代嘉靖年间辽阳的著名文士,他写的《辽阳八景》、《捕蝗谣》等诗文被收入《全辽志》,和民国《辽阳县志》。这方墓志现藏于辽阳市博物馆碑廊中,邹宝库先生辑注的《辽阳金石录》有详细著录。

      韩承训的生活年代比耿昭忠早了一百多年。因此,他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自称“千山人”的辽阳人士,而且自署为“襄平千山人”。由此可知“襄平即是辽阳,千山就在辽阳”。这在明代已是人们的共识,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这方墓志无疑是“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又一铁证。

      东京陵的历史地位何在?

      多年来对东京陵的历史地位缺乏准确的界定,对它的历史文化内涵缺乏共识,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迫切。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沈阳的清福陵(即东陵,为努尔哈赤陵墓)和昭陵(即北陵,为皇太极的陵墓)以及在新宾的永陵(墓中埋葬着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曾祖和六世祖的遗体),作为“明清宫殿陵墓”项目下的延伸部份,列入世界遗产。

      这样以来,作为后金陵墓之一的辽阳东京陵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更加引起人们的关心。

      笔者经过认真探索与思考,特别是在戴鸿义教授和全晓红同志关于东京陵的变迁史及其墓主人生平的考证文章的启发下,认为东京陵作为后金历史遗迹的地位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东京陵的建立与其后的变迁,反映了后金——清王朝从地方性政权,发展为全国性政权并逐渐得到巩固的历史过程。

      努尔哈赤在攻克辽阳并迁都于此的第四年,即后金天命九年(公元1624年),他决定在东京城附近的阳鲁山上建筑一座陵园作为自己的祖坟,取名东京陵。园陵建筑大体建成之后,他决定将其安葬在赫图阿拉(今新宾)地区祖陵的亲人迁葬到这里。其中包括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伯父礼敦、叔父塔察篇古、胞弟舒尔哈齐、庶弟穆尔哈齐、雅尔哈齐和长子褚英;还有他的王妃叶赫纳拉氏和继妃富察氏共计十人。

      努尔哈赤的这—决定表明:他所建立的后金政权已经走出山沟,决心扎根辽阳,坚决要把当时尚残留在辽西一隅之地的明军消灭掉或驱逐进山海关,从而君临东北。所以说东京陵的建立,是后金政权从一个以女真各部落族群为主的政权发展成为一个占有广大地域,统治众多各族人民的地方政权的重要标志。

      从此之后,国号从金变为清,国都先是迁到沈阳,以后又定鼎北京,历经皇太极的整个统治时期和福临亲政前的多尔滚摄政时期,前后二十七年间,东京陵的皇室祖坟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

      变化发生在顺治八年(1651年)。前一年多尔滚死去,是年福临亲政。他所采取的以巩固皇权为目的许多举措之一,就是下令将东京陵中觉昌安、塔克世、礼敦、塔察篇古等人的陵墓迂回永陵;把孝慈皇后叶赫纳拉氏和继妃富察氏的陵墓改葬在沈阳的福陵,与努尔哈赤衬葬。 这样以来东京陵中只剩下了努尔哈赤的胞弟舒尔哈齐、庶弟穆尔哈齐、雅尔哈齐、巴雅喇、长子褚英以及穆尔哈齐之子大尔差六人的坟墓。

      顺治帝的这一举措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强调自己继承皇位的正统性以排出潜在性的威胁(详见下文)。所以说,这次东京陵迁坟,是大清王朝皇权最终得以稳定巩固的见证。

      第二,东京陵现存墓主中两位主要人物舒尔哈齐和褚英的悲剧故事,是后金开国时期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缩影。

      舒尔哈齐(1564—1611)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弟,排行第三。他自幼随军出征,英勇善战,成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并逐渐成长为后金的第二号人物。明朝封他们兄弟同为建州都督,他曾多次去北京朝见皇帝,受到抚慰和赏赐。逐渐地,他和努尔哈赤发生了矛盾,而且愈演愈烈,终于导至公然分裂。1603年,舒尔哈齐企图拥兵自立,拉起队伍离开赫图阿拉移居黑扯木另立山头(一说是努尔哈赤将其圈禁在黑扯木)。努尔哈赤不能容忍这种分裂行为和对自己权力的公然挑战,遂派兵讨伐,击败舒尔哈齐并将其俘获囚禁,直至将其折磨致死。这就是后金开国史上为争夺汗位而酿成兄弟阋于牆的第一个悲剧。

      舒尔哈齐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是他的第二代却在其后的皇权争斗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六子济尔哈朗深受皇太极的器重,命他掌领蓝旗并封为和硕郑亲王。在皇太极逝世后的皇位争夺战中,他坚定的支持幼主福临登基并受命与多尔衮共同摄政,成为制约多尔衮觊觎王位的重要力量。因此,他曾受到多尔衮的诬陷与打击。顺治七年多尔衮突然病逝后,济尔哈朗立即被顺治帝重用并依为心腹,帮助肃清多尔衮势力,在顺治八年顺利地举行了亲政大典,才真正把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此之故,为了报答济尔哈朗的拥戴之功,在顺治十年下诏勅封其父舒尔哈齐为和硕庄亲王并在墓前立起了高大的石碑,此碑至今犹存。济尔哈朗也成为“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其封爵“世袭罔替”,从而使舒尔哈齐的子孙在大清王朝历代都蒙受荣耀和优待。

      但是,另一个王位争夺者——褚英的结局和他的后裔们的遭遇,却都是悲剧性的。

      褚英(1579—1615)是努尔哈赤与佟佳氏所生之长子。四岁时其父起兵反明,他在战争中长大。十九岁就领兵打仗,二十二岁执掌白旗,参与议政。三十四岁被指定为嗣子,受命执掌国政,是努尔哈赤亲手培养的接班人和自己的代理人,地位煊赫已极。但是,褚英年纪轻、资历浅、威望不够。自己又骄傲自满,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不能团结人。因而在“执政”中受到当时各握实权的“四大贝勒”和“五大臣”的夹击。褚英不知收敛,不善调节,反而变本加厉,一意孤行,竟背着父汗,逼诸兄弟发誓对他效忠,并威胁说:如果有人不忠于自己,一旦父汗去世之后.这些人将受到杀头抄家的重罚。此言一出诸兄弟及众大臣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纷纷向努尔哈赤告状。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控制大局,遂下令取消褚英的嗣子资格,剥夺其权力。由于褚英不服,背后有不轨活动,被状告用巫术诅咒其父亲和诸兄弟,努尔哈赤先将其圈禁,又于1615年下令将其处死。于是在后金开国史上演了一幕“父杀子”的夺权悲剧。

      由于褚英是长子,又曾是法定接班人,按照封建宗法制度传嫡传长的传统.他虽然被处死,但他的后代却仍然具有皇室嫡系长门后裔的宗法优势。这对爱新觉罗王朝的历代皇帝来说,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他的后裔在以后的朝代里都不平安,先后有多人卷入政治斗争并且获罪。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受到重用或得到恩宠,这是褚英的悲哀,也是封建王朝最高统治阶层权力斗争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东京陵在后金——清代开国史上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它虽然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历史地位并不因此贬低,它的几个墓主的传奇故事给后金和清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丰富的信息;对于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民群众来说,它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对东京陵历史文化蕴藏的深入研究和发掘。

                                                                                              2004年岁未 杨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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